中国决策的“血脑屏障”
本周在《》提到中国决策具有“血脑屏障”，之前在《》等文章也提到过。每次提到都有读者希望展开谈谈，小镇总想着构思好了再谈，就一拖再拖，这也不好，可完全先简单谈谈，再完善。
“血脑屏障”是一个生理学名词，指指脑毛细血管壁、神经胶质细胞、脉络丛等形成的一层屏障，用于隔离血液和脑细胞，能够阻止有害于人体健康的物质由血液进入脑组织；当然也有负面性，血脑屏障的存在，导致98%的化学药物以及几近100%的蛋白、多肽类药物难以入脑，严重影响到脑部疾病的诊疗。
小镇觉得“血脑屏障”这个生理学词，很适合用于政策决策，所以就直接用了，刚在网上查了下，没看到其他人这么用。
决策中的“血脑屏障”，这是很重要的能力，是中国能快速追赶的关键之一。决策会倾听网络声音，但绝不会被网络声音裹挟，既吸收其中的营养，也能过滤掺杂的有毒物质，从而保持决策的科学性和长期性，当然，也需要确保言路通畅，把握一个平衡。
事实上，任何一个曾经崛起的国家都或多或少的做到过这一点。比如美国，立国之初联邦党人设计的“复合共和制”，核心就是设计了多重的过滤机制。
比如选举人团制度、由各州立法机关推选产生参议员、最高法院违宪审查等等，构建了确保精英治国的代议制，而不是搞直接民主。
这就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所说“通过代表制过滤民意”。所以美国的国家精神，是自由而不是民主，民主是苏联的国家精神，只不过冷战之后，美国把民主的旗帜从苏联手中抢了过来。
但后来美国把立国之初的这套过滤机制逐渐拆掉了，这也是近些年感觉美国越来越“魔化”的原因之一。
比如1913年宪法第17条修正案，确立参议员直选，不再由各州立法机关间接选举产生，这就打破了州权对联邦权的制衡。
1960年代民权运动后，为了争取选票，美国政客从只在选举年进行竞选活动，逐渐变为持续不断地维持竞选状态，就算胜选之后，也要从始至终保持竞选状态，这也被称之为“永续竞选”。导致政客的决策周期与选举周期高度重合，美国总统等各级政客的一切活动都要围绕选举开展。
还有2010年美国最高法审定的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认定限制商业机构资助联邦选举候选人的两党选举改革法案违反宪法中的原则，这就允许超级资本通过组建政治行动委员会深度介入决策，标志着美国政治彻底进入金钱时代。
也正是从2010年左右开始，美国开始开倒车，典型的就是基础教育，半个多世纪美国一直在致力于建立以应试为核心的全民基础教育，结果奥巴马上台后，直接废除了，大搞快乐教育，其后果近几年开始呈现。参见《》。
再叠加美国人口结构变化，社会极化、民粹主义、LGBT+群体运动等等，美国国父们建立的决策过滤防线，就被彻底摧毁了。最近十几年，明显感到美国的决策糊里糊涂，没什么持续性，好像每年都拿出很多政策，听起来也挺重要的，但往往没有下文。
尤其到了数字时代，资本又通过技术掌握了舆论，借助算法的力量影响人的思维，就产生了“回音壁效应”。政客或主动或被动的渴望获得即时流量反馈，导致决策更加短期化，以4年规划、2年规划甚至年度规划为主，超过自己任期的中长期规划越来越少。
比如根据布鲁金斯学会统计，美国国会立法越来越短期化，任期内的短期政策占比已经从1980年代的37%升至2010年代的63%。最近小镇看了下特朗普的“2025项目”决策蓝图，4年任期内的短期政策占比更高了。
中国的决策“血脑屏障”体系到目前运行的非常好，不用担心有什么要掌握的事决策层不了解，也不用担心网络上一些浮躁的言论会影响到决策的科学性。
事实上，越是在网络上调动舆论的，对决策的影响力就越小甚至接近于无，真正能够影响决策的，反而很低调。关于决策圈层可以借鉴《》。
这个问题挺难回答的，尺度不好把握、也太复杂导致很难概括，所以一直拖到现在。今天就先简单谈几个点。
首先是历史积淀。中国有几千年文明史，拥有全世界最丰富的大国治理经验，“大一统”思想贯彻古今，到了现代又与民主集中制相结合，这就形成了全人类最独特的决策过滤机制。
从秦的中央集权、郡县制，到现在的中央统筹、分级负责、条块结合的治理架构，还有源自古代“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到现在很重视基层经验和逐级考验升级的主线干部体系，等等。
悠久的历史和与时俱进的时代创新，就确保决策中枢最大限度保持对重大方向的把控能力。
还要特别强调一位战略科学家，那就是钱学森钱老。他把系统工程理论引入社会科学和国家决策，把国家治理视为一个复杂局系统，组建了一套基于科学的复杂跨部门协调机制，任何中长期规划，都要经过一套非常严密、层层升级的编制过程，要最大限度征求各方意见，经过几十年的完善，就形成了全世界最科学的决策机制。
典型代表就是“五年规划”，每一次都有新的创新和改良。比如“十四五规划”，按照传统，成立了由担任组长的文件起草组，委托国内60多家研究机构和有关部门就37个重大课题开展研究，形成了130多份研究报告，还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求意见，专题论证以百计，还组织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科学家座谈、基层代表座谈、专业领域座谈、地区座谈等等，直接、间接参与制定过程的人以百万计算。
而且与过去十三个“五年规划”不同的是，这次还首次公开在网上征求意见，收集到100多万条留言，从中整理出了一千多条意见建议。
针对网络声音，也建立了一套舆情监测和筛选上报机制，这个作为自媒体就不好多展开了。总之对网络舆论情况的敏感度极高，甚至有些过于敏感了，但通过层层筛选过滤，最终能达到更高层级的舆情，其代表性和重要性逐层上升，既保障决策层了解社情民意，又不至于被碎片化信息干扰决策。典型就是“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加速了中国社保制度的改革。
传统了解社情民意的机制也在逐渐完备。比如人大系统，就建立了覆盖全国的人大代表基层联络点制度，一般被称为“代表之家”“代表联络站”“代表联系点”等等，而从2015年开始，着手建立基层立法联系点。想把自己的声音传递到更高层级，没有网上说的这么难，搜一下本地区的代表联系点，好好整理下自己的想法，比单纯抱怨强得多。
中国的决策冗余度很高，很看重试点，追求稳中有进。凡重要决策一定会经过多轮试点，仅试点过程就可能长达十几年。比如自贸区建设，之前论证过程不算，2013年成立首个自贸试验区，2025年仍然在试点过程中，只不过试点范围慢慢的变大、也慢慢变得深入，呈现梯度推进的特征。
中国的决策很重视代际传承。这种长期理念或许来自于千年治水，比如“两个一百年”目标，还有《流浪地球》2500年、100代人的宏伟规划，这是西方人不具备的时间尺度。
反观西方，决策短期性很严重，决策老是猛踩油门，不管不顾。特朗普尤其典型，一上任就说停了小额包裹免税，结果美国海关直接瘫痪了，几天后又宣布暂停，这就很儿戏，严重损害决策权威性。欧洲更差，2008年面临债务危机，紧急推出的紧急立法，严重缺乏系统考量，甚至加剧了欧盟的危机。
在小镇看来，最关键的还是文明的底色。中国几千年来讲“家国同构”，古代讲“父母官”，而现在决策层就被赋予了家长的责任，必须为国民负责。负面性就是把中国人保护的太好了，严重忽略自我安全保护，在外国人看来，中国人在外颇有些“蠢到不怕死”的感觉。
相对中国的家国同构、集体主义，西方讲的是个人主义，决策者是有限责任的代理人。
还有很多值得展开的，今天就先聊到这，等之后慢慢完善，最终类似《》，尽量整理为一个完整的体系。
把握中国决策“血脑屏障”体系，更有助于把握政策，进一步还可以参与到政策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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